贾谊是历史上一位极具亮点的人物，他的政论作品《过秦论》、《治安策》和《论积贮疏》等，不仅对西汉时期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在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然而，贾谊的一生十分短暂，这段短暂却又极为不幸的生命，注定没有受到应有的青睐。他刚入朝不久便被贬谪，甚至一贬就是十年，直到去世也未曾获得汉文帝的重用。这种情况不免让人感到困惑：为什么一位才学出众、年轻有为的杰出人物，会被排除在权力的中心之外？ 年轻时的贾谊，可以说是西汉历史中最为狂妄的青年之一。初入朝廷，他就以一种颠覆性的姿态，挑起了一场轰动朝野的风波——他主张彻底推翻旧有的法律体系，重新整顿朝政，甚至提出了改正朔、易服色、修改官名等大胆的改革方案。他的这些主张，不仅令朝中的老臣们惊愕不已，也令他们感到威胁。在贾谊的眼中，汉文帝即位多年，虽天下安定，但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，应该从根本上进行改变。他甚至提议，所有已经封侯的贵族都应当被召回封地，从而削弱他们的权力，这一切似乎是在挑战现有的统治秩序。 然而，面对这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提案，朝中资深的官员们惊慌失措。他们深知，贾谊所提议的就国，其实意味着削减他们的权力，并将他们从朝廷中逐步排除。而这一切的推手，正是汉文帝，他看似对贾谊的改革颇有兴趣，甚至短短一年时间内便将贾谊从博士提拔为太中大夫，皇帝身边的亲信之一。 但当时的西汉王朝，正面临着一个极为敏感且棘手的问题——那就是统治者的威信不足。尽管刘邦通过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的口号推翻了秦朝，但他从一个市井小民跃升为皇帝，依旧无法改变社会对他的出身的质疑和轻视。即便刘邦的建立了汉朝，这种身份上的不平等和阶层的根深蒂固，仍然未能完全消除。因此，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，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，包括与天命挂钩，借助神话和宗教来巩固自己的权威。 从大禹治水建立夏朝开始，到商朝、周朝，再到秦始皇和西汉的刘邦，无不通过各自的天命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，甚至有的统治者会伪造神话或创造新的神祇来支持自己。然而，随着历史的推进，统治者们逐渐发现，单靠这种天命的概念已不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。西汉建立之初，刘邦便面临着如何巩固自己统治的困境，尤其是在关东地区异姓诸侯王的威胁下，刘邦需要尽快通过一系列手段来确保自己统治的稳固。

贾谊，这位年轻的政治家，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提出通过改革，尤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弥补西汉初期的政治漏洞。在他看来，西汉应该加强皇权，重新确立皇帝的权威，尤其是在经过楚汉战争后，刘邦的皇帝地位依然处于一个相对脆弱的状态中。贾谊的提案，虽然内容上不乏超前性，但在那个时机下却显得过于急功近利，甚至有些不切实际。 贾谊的早期背景并不复杂，虽然资料不全，但从他的学术成就和所处的环境来看，他应该出身于一个相对显赫的家庭。年仅十八岁时，他便以渊博的学识和才华声名远扬。被河南郡守吴公相中，进入仕途，之后在汉文帝即位后，得以进一步晋升，成为皇帝身边的亲信。然而，贾谊的资历仍显得太年轻，且他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过于理想化，脱离了当时西汉的现实情况。 尽管如此，贾谊的政治思想却为后世所钦佩，特别是他提出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案，直指当时西汉最为关键的政治问题——如何巩固皇权、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力。贾谊认为，若不早做改革，待到诸侯王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时，再想要改变，将是难上加难的。然而，贾谊的这些主张过于急功近利，未能充分考虑到当时西汉王朝的实际状况，以及改革所需要的时间和政治支持。 文帝最终未采纳贾谊的改革建议，反而在听取了其他大臣的反对意见后，将贾谊贬职到长沙。贾谊在长沙郡的任职，成为了他一生中的低谷。尽管文帝赋予他太傅的职务，这实际上是将他远离了权力的中心。贾谊在长沙的日子异常痛苦，他开始写下《吊屈原赋》，借此表达自己内心的孤寂和无奈。在这篇作品中，贾谊自感被政治权谋所伤，彷徨无助，充满了对未来的绝望。 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贾谊的贬职并非纯粹出于文帝的冷漠。事实上，这或许是文帝给贾谊提供的一个历练的机会，因为他被安排到一个需要大量政治经验和智慧的岗位——担任长沙王太傅。文帝或许是希望贾谊能够通过这段时间，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能力，然而，贾谊却未能把握住这个机会。 在长沙，贾谊并未做出任何让文帝重新考虑起用他的政治成就。相反，他继续沉浸在自怜和抱怨之中。最终，文帝意识到，贾谊的政治思想仍然不成熟，且过于理想化，无法真正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。尽管如此，贾谊的才华仍然让后世铭记，他的政治见解，尤其是中央集权的思想，成为了后来的王朝统治的重要参考。 贾谊的早逝，以及他未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命运，至今令人惋惜。可以说，他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，更是历史长河中一颗短暂却闪耀的流星。